在抗日战争期间联华配资，已经沦陷的天津活跃着一支由“富二代”组成的地下组织，其全称就叫“抗日杀奸团”，笔者粗略熟了一下该团名单，发现七十位骨干中，有二十五位是女生——这些“抗日”少侠中，“女侠”居然占了三分之一还多。
这七十位抗日杀奸团骨干，分别来自南开中学、耀华中学、中日中学、汇文中学、新学中学、志达中学、广东中学、中西女中、达仁学院、圣功女子中学，那都是当时的“名校”，一般家庭的孩子是上不起的。
天津沦入敌手，这些生活优越、智力超群的学生放下书本拿起刀枪，做起事来“科技含量”也是颇高，据“抗团”男子大队五个小队长之一的祝宗梁（另外四位是孙若愚、刘友深、赵逢春、周庆漱）回忆，他和男子大队大队长李如鹏都是出自南开中学，他们用三硫化砷和氯酸钾的混合物当做炸药，发现这种炸药稍加摩擦就会爆炸，很不安全，就改用苦味酸和氯酸钾为原料，这样制作出来的炸药就比较安全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战斗力，看起来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在战争年代可以发挥出超越常人的能力。
除了炸药，“抗团”还研制出了燃烧弹并将其小型化：“早先制的燃烧弹虽能产生很高的温度，但也有体积大、不便携带的缺点。为此我们又设计制造了一种可抛掷的小型燃烧弹，体积只像一包香烟，一经抛出就会自行燃烧，投掷者亦可从容离开现场。这种燃烧弹以后用了许多次，效果都很好。（本文黑体字均出自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1990年第4期祝宗梁《天津抗日杀奸团》）”
有一些替军统特务脸上贴金的网文说抗团成员在军统特训班受过训，也得到了军统武器弹药的支持，这说法根本就是瞎掰——抗团女子大队长方茂萱，小队长李桂芬、刘蕴华、张杰、张同贞，和李如鹏、祝宗梁等男子队长，没有一个曾在军统受训：“沦陷区的一些青年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建立起秘密组织‘抗日杀奸团（简称抗团）’，从事反日的宣传、爆炸、暗杀等行动，令日军和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但由于其组织及成员缺乏严密性和斗争经验，也曾多次遭到敌人的破坏，有些青年亦因此被残害。”
军统给抗团支援了多少枪支，没有史料明确记载，但抗团被摧毁，却全因为军统特务的出卖：“抗战前军统华北负责人王天木因绑票、敲诈经人告发，被戴笠关入西安监狱。抗战后戴笠需要‘人才’，又把他派回天津。王天木到了敌后，当即投靠了日本人，与王天木关系甚好的裴吉珊（也有史料为裴吉三）也跟着效仿。裴吉珊曾到过抗团开会的秘密处所，知道抗团组织者的住址，因此裴吉珊带敌人前来搜捕。曾澈、李如鹏等数人先后被捕，被押送到北平炮局子，其中曾澈和李如鹏被判死刑，在1940年被杀害。”
军统特务在抗战期间，不但跟日伪特务机关做走私生意，还有很多军统高级特务加入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军统四杀手”中的陈恭澍叛变后当了汪伪“杭州政治保卫学校”教育长、伪“苏浙皖赣四省行营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王天木叛变后当了汪伪中执委特务委员会委员兼特工总部第一厅厅长、“肃清委员会”委员兼“和平救国军”副总指挥、总指挥。
老蒋和戴笠对叛变的军统特务有多“宽容”，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能找出很多事例，祝宗梁所说的王天木绑架案，就是复兴社特务处天津站站长王天木绑架了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孙女绑架并成功勒索五万元——那五万元“上交”戴笠多少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王天木在监狱呆了一段时间出来后就升任特务处西北区区长、军统局华北区副区长兼“华北忠救军”总指挥了。
在军统特务眼里，抗团顶多能算他们的“外围组织”，是可以随时牺牲掉的，为了“营救”被捕的四名军统特务，老蒋和戴笠居然还让刺杀大汉奸的两位抗团成员去“自首”。
抗团成立后联华配资，先是用“定时燃烧弹”烧毁了日伪篡改后准备发给学生新学期使用的课本，又盯上了篡改教科书的始作俑者之一、伪教育局长的陶尚铭，可惜连开了八九枪，只打瞎了陶尚铭一只眼睛。
抗团的第三个目标，是为日本人效力的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祝宗梁的父亲跟王竹林比较熟悉，所以祝宗梁很快就摸清了王竹林的车牌号码和行动轨迹：“1938年12月27日晚上，我们决定行动……饭店门口聚了很多人送王竹林上车，王竹林已经走到车门口。待距王竹林约五米远，我立即向他打了一枪，跟着孙湘德又连开两枪。但见王竹林转过身来，张着嘴惊叫一声‘啊’，我才意识到枪里还有子弹，于是又连着开了四枪。第二天，报纸上报道说王竹林头部中了一弹，胸部中了两弹，在送往医院途中身亡。”
祝宗梁和孙湘德在五米距离连开七枪，只有三枪命中，这也说明抗团学生勇气可嘉，枪法实在是没经过专业训练。
除了打吓陶尚铭、击毙王竹林，抗团还曾于1939年1月4日，由李如鹏亲自带队，在室内距离枪击周作人，只可惜李如鹏那一枪也没有建功拿：“事后才知道，周作人并未死，子弹正打中他的腰带硬物上，可是保镖却当即身亡。李如鹏懊悔地说：‘如果他不倒地，我一定会给他再补上几枪。’”
抗团最惊险的一次锄奸，还真是在军统授意下进行的，也就是这次行动，老蒋和戴笠的做法不但令抗团志士寒心，也直接导致了抗团的消散。
据祝宗梁回忆，抗团的前几次行动都是自己谋划的：“虽为抗团成员但极少参加组织行动、而又与国民党当局有联系的曾澈很少知晓，或事后才知道。可突然有一天，曾澈转来一纸重庆电文，上面开列了二十多名住天津汉奸的名单，申明要对其施行制裁，并说不能在租界内动手，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程锡庚。”
曾澈后来是被日伪杀害的，所以他有没有向戴笠出卖抗团的消息就没必要追究了，但那张名单带来的后果，祝宗梁写得很清楚：“抗团觉得惩治汉奸责无旁贷，予以应允，可万没料想到事情最后竟导致了抗日杀奸团的解体。”
1938年4月9日，祝宗梁、袁汉俊、刘友深、冯健美（女）携带四支手枪来到大光明电影院，由祝宗梁在一米多的距离对准程锡庚的头部连发四弹。
一米距离打中目标的脑袋，祝宗梁知道程锡庚必死无疑，他提着手枪撒腿就跑，却被一个人从身后抱住，祝宗梁临危不乱，连身也未转就用枪对着那人腹部开了两枪，又一个人冲上来抱住祝宗梁，这时候他才发现枪里已经没有子弹了。
也不知道当时那把手枪只能装六发子弹，还是子弹有限只装了六发。枪中无弹的祝宗梁只能跟对手搏斗，还被对方咬伤了手指，幸好袁汉俊及时冲上来，用枪顶着那人的身体开了一枪：“程锡庚当场身亡，那第一个抱住我的人是个白俄人，被我用枪将肠子打穿了八个洞，第二个抱住我的是瑞士人，被袁汉俊一枪击中要害而丧命。我将受伤手指包扎一下，没敢去医院，以免暴露。第二天我们照常上课，同学们都在议论这件事，语文老师更是绘声绘色地讲给大家听，似乎当时他也在场，殊不知干此事的正是我。”
别人不知道是谁干的，老蒋和戴笠却知道，于是1939年6月中旬，重庆方面忽然来电命令参加刺杀程锡庚的人都到重庆去。
祝宗梁等人考完毕业试之后，在7月上旬到达宠幸后，就发现事情不对劲了：“我们等来的接见人竟是戴笠，他对我们百般招待，8月上旬又领着我们去见蒋介石。虽然在谈话中，蒋介石只是对我们的学业和家庭情况问了几句，没有一会儿工夫就出来了，可大家面对此种‘殊遇’仍是满腹疑团。时间久了才知晓，戴笠的打算是叫袁汉俊和我到香港去自首。”
老蒋和戴笠如此“破格接见”，原来是让他们主动送死以换回被“天津英工部局”逮捕的四个军统特务：“日本宪兵队硬说他们是‘刺程犯’，一定要把他们引渡过去。戴笠说如果我们自首，日方的借口就失去依据，这四个人就可以得救。”
戴笠这个老特务还满口许诺：你们去香港自首，可能会被香港当局关押，也可能被送到英国，无论去哪里，我都将设法营救你们。
看祝宗梁和袁汉俊还有些犹豫，戴笠使出了杀手锏：“为了避免你们的家庭遭迫害，我们准备把你们的父亲都接来重庆。”
祝宗梁和袁汉俊虽然都是年轻的学生，但戴笠那话是什么意思，他们还是明白的，看过祝宗梁回忆文章的读者诸君，自然也会对戴笠此举十分不齿：拿有功学生的家属威胁，并将他们送入虎口，以换取四个被捕的军统特务——他要是有本事从英国人手中救人，又何必让祝宗梁袁汉俊去“自首”？那四个特务为什么被捕？是进行了锄奸行动而被捕，还是因为替戴笠“做买卖”被抓？
戴笠这个安排，明显就是拿抗团志士当替罪羊，他们还在重庆和天津的报纸上大肆渲染是祝宗梁等人刺杀了程锡庚，而且还派大特务刘戈青监控抵达香港的祝宗梁袁汉俊：“要我们住在旅馆，不得出门一步。”
戴笠的如意算盘最后还是落空了，因为当时英国还不敢彻底跟日本翻脸，居然直接把那四个军统特务送给了日本宪兵队，祝宗梁等人在香港被软禁三个月后，戴笠眼看“换人”不成，就让他们又回到了重庆，而在天津的抗团已经被原军统特务出卖而遭受了灭顶之灾。
由爱国学生自发组成的天津抗日杀奸团，就这样在日伪和军统的内外夹击下成了璀璨的流星，读者诸君看了祝宗梁的回忆文章，对蒋介石、戴笠和军统的行径，又会作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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